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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毒品犯罪案件中立功的认定
时间:2014/8/8 23:52:00 浏览:1487

龚袭
一、立功及其本质
立功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在新时期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分化化解犯罪分子、教育改造犯罪工作都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刑法中的立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立功是指刑法第68 条规定的与自首、累犯、数罪并罚及缓刑相并列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而广义的立功则还包括刑罚执行制度的立功,有刑法第50 条规定的“死缓犯的立功”、第78 条规定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及管制犯可以或者应当获得减刑的立功”、第449 条规定的“戴罪立功”。本文所探讨的毒品犯罪案件中的立功是指狭义的立功,即作为刑罚裁量制度的立功。
关于立功的本质,众说纷纭,概括起来,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有用性说”,认为立功的本质是犯罪分子实施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即立功的本质在于对司法机关和国家的“有用性”;第二种观点是“悔罪性说”, 重视犯罪分子的主观方面,认为立功的本质在于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表明其有将功补过、弃旧图新的认罪悔罪表现,主观恶性小;第三种观点是“功利主义说”,认为立功的本质是“功利主义”,即立功有利于节省司法成本,对立功者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虽然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但只是小的付出或者损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刑罚的公正性是值得的。
笔者认为,只有准确地认识立功的本质,才能对立功的具体情形作出准确的认定。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序,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因此,刑法总则根据各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立功制度就属于此类范畴。
可见,立功制度的设立,不仅在于其结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把握立功的本质:一是客观有效性,立功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效率,从客观上起到了节约司法成本的实际效果;它对于瓦解犯罪势力,促使其他犯罪分子主动归案,减少因犯罪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起着积极的作用。二是主观悔罪性,犯罪分子主观上意识到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有悔过自新、改过从善的真诚意愿。司法工作者只有将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综合判断,才能对立功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较好地发挥刑罚的惩罚犯罪和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功能。
二、毒品犯罪案件中立功适用的法律及相关规定
我国刑法第68 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作了具体的解释,第5 条规定:根据刑法第68 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为有立功表现。第6 条规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第7 条规定:根据刑法第68 条第1 款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前款所称“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
此外,《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对毒品犯罪中协助抓获同案犯的立功认定问题作了比《解释》更为严格的规定,均要求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也即同案犯需要到案,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立功。《纪要》规定:共同犯罪中的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纪要》还规定,毒枭、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职业毒犯、毒品惯犯的立功在量刑上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对其是否从轻处罚以及从轻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另外,《纪要》改变了以往“只要从被告人嘴里说出犯罪线索就是立功”的做法,对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视为被告人立功。同监犯将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如经查证属实,虽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从轻处罚,从轻幅度大小,应与通常的立功有所区别。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三、 毒品犯罪案件中立功认定存在的问题
(一)毒品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结伙犯罪是目前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某些地区,共同犯罪占全部毒品案件的60%在上。另外,毒品犯罪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隐蔽性,犯罪手段变化多端,犯罪分子在贩运、购买、交货、持有等环节上行踪诡秘,他们一般采取单线联系,为逃避法律追究,不轻易使用真实姓名、身份,也不暴露真实住址、通讯号码。以运输毒品犯罪为例,贩毒集团的幕后老板到处发展“马仔”, 这些“马仔”一般是边民、贫民或者无业人员,为了得到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其主观恶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每次出货,需要“马仔”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多个,这些“马仔”在运输中分别承担着背货、押货、联络的任务,但幕后老板一般只与他们中的一个人联系,或者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换一种联系方式。为安全起见,犯罪分子常常采取人货分离的形式,如采用托运或高价雇人将毒品送上车,他们则在暗中窥测,一旦被查获就矢口否认,推卸责任。
以上特点决定了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是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同时也决定了对这些线索查证属实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所以,立功的认定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如果不结合立功的本质进行把握,就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二)毒品犯罪案件中立功认定存在的问题
《解释》将立功归纳为五种情形,在毒品犯罪的司法实践中,立功的形式主要有“提供他人犯罪线索”和“协合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这两类,笔者主要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讨论。
1.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没有被查证属实的认定
毒品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等情况的,查证属实的难度确实很大。如果对他们提供的线索仅仅因为查证难度大、没有被查证属实而一概不予认定立功,这是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提供线索的。关于这一点,《解释》的规定没有考虑这类犯罪的特殊性,也没有排除由于公安机关的原因,没有对线索查证属实的问题。
以运输毒品犯罪为例,查获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希望通过检举、揭发让他们运输毒品的人或是提供货物给他们人,得到从轻处罚的机会,但是往往只能说出同案犯的外号,外貌特征、操什么地方的口音或联系电话,提供不了详细的姓名、住址等信息,指认、辨认同案犯或带领公安人员抓获同案犯的机会更是很少。公安机关根据提供的信息很难查获同案犯,按《纪要》的规定也不能认定为立功。可见,立功成立的严格限制,造成了许多犯罪嫌疑人认为即使提供了他人犯罪的线索,公安机关也不会去查,或者去查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查到,都与自己的量刑没有关系,因此选择了不检举揭发。这不仅增加了毒品案件打延伸的难度,也加剧了这类人对社会的抵触情绪,不利于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
2.同案犯均第一时间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抓获了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后,立即对他们展开单独讯问,如果犯罪嫌疑人都在第一次讯问中检举揭发相同的其他人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讯问的时间有先后(有时候也就是十分钟之差),就只认定第一个提供犯罪线索的人有立功情节。这是因为从客观有效性来说,前一个犯罪嫌疑人为公安机关提供了有效线索,虽然紧接着下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做了相同的供述,但因为这条线索已被公安机关掌握,其检举揭发行为失去了“有效性”。所以,即使两人主观上的悔罪态度是一样的,提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但因为后者“运气”不好,就失去了得到从宽量刑的可能。在一起运输毒品犯罪中,赵某和刘某都是从犯,二人在被抓后的第一时间均如实供述了主犯,并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将主犯抓获归案,二人的犯罪情节相当,主体身份都没有特别的地方,仅仅是认定赵某有重大立功,就产生了赵某被判十五年,刘某被判无期的差别。可见,仅以“公安机关是否掌握犯罪线索”和提供线索的“有效性”来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立功,是片面的。
3. 由于公安机关自身原因没有捕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解释》中“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中对“抓捕”的理解,并没有限定在“抓获到案”上,而《纪要》则将“抓获”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作为立功的必要条件,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由于嫌疑人处于被羁押状态,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的条件本身就有不便之处,如果其通过实施积极行为协助公安机关,并且其协助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足以起到捕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效果,但由于司法机关不能遇见的客观原因或司法人员在布局不当或采取措施不当等情况下,造成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抓获,则不应当将此种责任由提供协助的犯罪嫌疑人承担,一概不予认定其有立功表现。
4.查获毒资、毒品,但没有抓获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毒品犯罪中人货分离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方式,如果被告人提供的线索属实,但公安机关只查获了毒资、毒品,而没有抓获到犯罪嫌疑人的,依《纪要》的规定,不能认定为立功。肖某某贩卖、运输毒品一案中,肖某某被抓获归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抓获另一贩毒人员的方案,当另一毒贩向肖某某提出购买300克海洛因时,肖某某经多次周旋取得其信任,由该毒贩将10.2万元打入了肖某某指定的账号,肖谎称已将300克海洛因放入某百货公司的储物柜中,并告知密码。事后,公安人员虽未能及时抓获该毒贩,但抓获了替该毒贩前来取货的凌某某,缴获了该毒贩汇入的10万余毒资。经审讯,凌某某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该毒贩来取东西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一审法院认为肖某某归案后主动提供线索,协助公安人员策划抓捕其他贩毒人员,缴获10万余元的毒资,虽没有将正真的毒贩抓获归案,也认定其具有一般立功情节。笔者赞同一审法院的做法。
四、毒品犯罪案件立功的认定应充分考虑悔罪性
由上可知,在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案件对立功的认定存在许多问题。笔者认为,对立功的认定,除了进行客观有效性判断外,还应当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悔罪性,不能一刀切,唯结果论。审判人员必须结合个案,对“悔罪性”和“有效性”进行综合分析。
当然,对于“悔罪性”的把握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认定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行为人积极立功,更多的是基于立功减刑的动机,并不足以表示其内心真正悔罪。所以,要充分考虑其是主动立功还是被动立功、检举揭发的线索与本案的密切程度、被抓获后的认罪态度、协助公安机关的作用大小等各方面的因素,再结合其是否是初犯、偶犯、胁迫犯以及犯罪动机等考虑其立功的目的是否变异。《解释》和《纪要》中对认定立功过于狭隘的规定,有必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如对提供了犯罪线索或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抓捕,但由于客观原因没有查证属实或抓获归案的,应当结合嫌疑人的主观态度以及线索的重要程度或协助作用的大小判定是否构成立功。
对立功的认定更多地关注客观有效性,与目前立功的审查过程流于形式有关。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认定立功需要具备哪些证据形式,侦查机关的证明材料大多比较简单,对线索来源等情况往往不作详细了解和说明,有时甚至只有侦查人员在“抓获经过”材料或者“破案经过”材料中的一句话。而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又多以书面审查为主,即审查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立功材料,不会去也不可能去核实每个立功案件的具体情况。庭审中也仅仅出示或宣读立功材料,然后简单询问控辩双方的意见,侦查人员或其他单位无需出庭接受质证,法庭也很少对立功线索、被检举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况等作进一步的调查。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仅凭侦查机关的立功证明材料就予认定,导致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对立功情况的审查流于形式。
要更加全面地掌握立功的具体情况,需要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立功的认定进行严格的审查。对于只出具被告人有立功表现的书面证明,不提供或者不补充具体材料,致使法院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依法不能认定立功。这就要求侦查机关规范和完善立功证明材料的收集,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或体系,达到充分的证明要求;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应出台规范性文件,完善立功的登记程序、证据标准和各单位的工作机制;审判机关在审查立功材料时,要严格把关,立功的证据材料应当在法庭上进行质证,控辩双方在立功认定上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法院可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有关案件经过等。
(作者单位: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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